包围城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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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为社会底层代言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效的，即使不是完全有效。当然，与此同时，如何促进可以使得底层能够自我表述的制度与环境的准备与建设，如何尽可能缩短底层由他人代言的过程，如何触发底层自我表述意识的生成，如何提升底层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与扩大底层自我表述的空间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代言表述的悖论效应。张新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实。他曾经拍摄报道过无奈搭建在城市边缘的棚屋区，他的意图是让人知道有这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思考如何人性化地解决。然而，他后来在送出稿子后又有点后悔，生怕这种稿子令他们连这最后的栖身之处也要被剥夺贻尽。收入他书中的一篇《羊城晚报》编辑颜长江的按语就如实地反映出张新民的矛盾心情。　　　　　今天报导的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包括我自已在内，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源；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同行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10个平方住10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今天摄影记者发稿时附给编辑一张纸条，上面说：“稿子面世之后，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倘若连这样的居住环境也要失去，我这样的发稿是罪过。我宁愿让这些照片束之高阁……有的城市，过去对于棚户一概是拆，所以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　　他这种态度让编者感动。但我们还是编发了，在此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将其简单处理，这是我们发展中特有的现实，是我们从计划转向市场这个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城市发展需要这样一批来自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为城市做贡献，而他们不得不形成了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个现实，如何面对？我想可以有限度地改善它，包括居住、卫生、管理等方面，这并不难。当然，如果有条件，可以像珠海那样建设外来民工新村。总之，简单拆毁，也许我们的城市可以形象光鲜，但我们的心灵却要蒙上一层污垢。　　我想，住在什么花园与住在棚屋区，都有一个共同点：住的都是人。　　　　此文道出了现下中国包括有良心的记者在内的有话语权的各方人士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从伦理上说，为底层代言是道德的，但这种代言反而有为行政利用反而使自己陷于不道德之窘境。“我担心被关注者反被关注伤”说出了这么一个两难。在一个没有足够的制度准备与社会援助手段的地方，在一个许多当事官员缺乏基本同情，习惯以“刁民”来称呼百姓，习惯欺上瞒下搞政绩求升官的地方，报道了底层的苦难却反而给已经无法再往更底层下降的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又给急欲显示权欲者创造了弄权、炫权的机会，这怎么不让正直的记者踌躇再三？但是，不拍摄、不代言又会怎么样？　　在这样的困境中，摄影的无力感就非常明显。如果不与社会其他各方联手，仅仅是摄影与文字的呼号就显然远远不够了。因此，我们在庆幸有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为农民工代言的同时，我们还想进一步发问的是，像与里斯全力合作翦除纽约贫民窟的中国的罗斯福们又在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并不像国外的民意代表那样大多数是民选专职代表，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太多时间代表人民，为包括底层在内的人民代言。但是，我们仍然想要发问，在丑陋与不义嚣张横行的今天，只求“政绩”的官员、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不可以在记者“发现”了一些情况后，像罗斯福那样，主动与记者联系，一起展开调查并进而革除一些社会痼疾？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做到，那么人民的政治家想来也不难做到。当然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罗斯福与里斯的合作也只是例外。因为从本质上说，官员与记者不应该是如此相互信任、合作无间的，而是应该相互戒备。只有相互戒备才能保证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从事。但民意代表与有良知的记者相互配合，共同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合作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行政保持压力，展开督促。但如果记者们捅出社会问题，而记者与行政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时候，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难道只是依靠或相信行政的愿望与能力？如果不能，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我们选出的那些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介入到这场力量博弈中来，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场需要作为立法者的民意代表参加的力量博弈中，立法者往往缺席。于是，记者与行政的较量就往往成了一场没有悬念的博弈。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吁，我们需要像罗斯福这样的负责的作为民意代表的政治家与记者一起关注现实。整个社会体制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制衡机制，与社会问题作殊死斗争的记者，仍然只是与风车对打的唐吉诃德一个。


序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4）

　　我们同样还需要制度层面对于社会进步的各种推动措施。比如，就像里斯的书在当时的美国成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推荐图书一样，张新民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参考读物？尊重人的意识的培养与推广，一是要从小开始，二是要整个教育系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够将此类图书作为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与同情心的参考图书？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了如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配合。而这就是纪实摄影渗入人心、如何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所能仰仗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当然，摄影家本身如能更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种与社会的互动中去就更好了。　　现在有许多严肃的纪实摄影工作者与记者抱怨摄影不受重视，摄影无法在公共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理解、不重视摄影，而是许多权力者与趋权者太善于利用摄影。他们太熟谙利用摄影为自己的政治形象上彩，利用摄影帮助官员打造形象工程，利用摄影为自己谋取私利。应该说，摄影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到了极点。摄影从来就是政治的，而且作为政治的摄影往往为一小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人不是不重视摄影，而是重视摄影过头了。他们重视在明信片上印出光鲜的城市，他们会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做城市形象宣传样本，而其中往往就有利用电脑造假的照片，他们浪费大量公帑搞什么一日新貌之类的摄影活动与出版物，他们会与惟利是图的商家联手将艺术偷换成比赛，并同时中饱私囊。他们喜欢的是曼哈顿化的城市照片，他们要的是人人在莫名其妙地笑的照片。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误导了对于摄影的真切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遮蔽了我们周围需要正视关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大降低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社会能见度。如果摄影只能堕落到以这种方式才能受到重视，获得所谓的认可的话，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摄影与良知的同时堕落。张新民的照片，显然不仅会刺痛许多人的良心，同时也会刺痛某些为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是在故意发难，拆台脚。但是，如果纪实摄影连这点“难”都发不出的话，那么摄影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国的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诸多波折，然而，环视域内，却不见战果向纵深扩大，反见沉滞与低迷，这当然有摄影家自己的责任，但与整个社会环境整体变得唯物、势利、功利与犬儒有相当关系。一方面，一些学者、策展人受命于商业画廊的唆使，挟持资本主义艺术市场逻辑，联手以“艺术”之名排挞纪实摄影，嘲之为不现代、过时；另一方面，肤浅无聊的大众传播媒介则以成功故事蛊惑人心挤占纪实摄影的版面空间，即使是硬派的质报（quality　paper），也因广告的无孔不入的侵占版面而使纪实摄影仓惶不知所终，更加之没有一个健全社会所拥有的保持强大社会压力的第三域（third　section）社会团体加以支援，因此许多有责任的摄影家就只能是悲壮地孤军奋战，悲从中来。张新民的纪实摄影，显然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以一人之微力就他所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剀切提示，什么是摄影应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的。他以自己的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在中国，这样的摄影家不嫌多，只嫌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作为一个与时代抗衡的手段的可能性与纪实摄影的现实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显得迫切与重要。　　在此，还要深切感谢已经为摄影在中国获得大面积的公众认知做了切实工作的北京紫图公司的黄利、万夏两位，他们的热肠与任侠，使张新民的这个文图俱佳的大作有了向中国公众完整展示的可能。


1。数据数据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而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十年降一成》（中新社消息　　2002…09…25）　　　　

　　1998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为46　432。2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70。27％。当年稳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约9　500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跨省流动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大省（直辖市）有：四川323万，安徽302万，湖南274万，江西229万，河南215万，重庆177万，广西171万，湖北146万，贵州138万……　　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广东省就业的占总数的49。5％，在浙江省就业的占7。7％，在上海市就业的占5。8％，在北京市就业的占5。7％，在福建省就业的占4。6％，在江苏省就业的占4。4％。　　进入这6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数的77。7％。在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中，各省（自治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就业去向的主要特征是：　　四川省44％和重庆市48％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向广东，流向福建的比例分别为6。7％和10。5％；　　江西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59％流向广东，20。4％流向浙江，13。5％流向福建；　　安徽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27。0％流向江苏，18。8％流向浙江，20。5％流向上海，10。8％流向广东；　　湖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89。7％流向广东；　　河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42。9％）、北京（占14。4％）；　　贵州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69。4％）；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跨省流动农民工的97％流向广东。　　进入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占20。8％）、四川和重庆（占16。0％）、江西（占15。7％）、广西（占13。8％）、湖北（占11。0％）和贵州（占8。5％）。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工占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的85。8％。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力就业及劳动状况（1999）》（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数据里的“稳定转移”，指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20世纪最后10年，从数千万迅速上升到1亿左右，其中20％是跨省流动，约2　000万左右。这2　000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统计数字显示为49。5％）涌入广东，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以及沿海的汕头、惠州等大、中城市。


1。数据跨省农民工流向示意图（图）

跨省农民工流向示意图


2。“山坳上的中国”“山坳上的中国”

　　鸡公车，圆又圆，推起婆娘赶孝泉。　　鸡公车，一种木头做的手推独轮车。车架像大写的A，车轱辘穿在A中间那条横杠上，推车人握住A的两脚，肩膀上担着挂在A脚上的一条肩绳保持平衡，手腿腰肩协调用力，屁股扭得溜圆。车可载物，也载人，据说这就是木牛流马，发明者是诸葛亮。这种原始的车，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还很流行，乡镇或者县城街中央的石条路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