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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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一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
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化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三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七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九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十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远东之都”的魔爪：上海滩绑票掠影
一
欧洲人把欧洲以东的地区称为“东”。离欧洲近的，叫“近东”；不远不近的，叫“中东”；很远的，叫“远东”。东亚、东南亚这一带，就是远东。
在远东，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正好居于东亚大陆东海岸线的正中，它的背后是一条横贯几乎整个中华大地的长江，它的周边是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依托地是鱼米之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天几乎把最优越的条件集中给了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民国时期发展为“远东之都”的东方巨城。
6000多年前，上海西部已经成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江南置会稽郡，上海属会稽郡的海盐县；隋唐之际，小渔村上海隶属苏州府华亭县；宋绍熙三年（1192年），上海设镇，以今十六铺一带的小河“上海浦”为镇名，“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出现了；再100年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置县，上海县隶属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上海逐渐发展着。唐以前，今上海地区不过千把居民；宋设上海镇时，人口达到10万；到元代，上海县境内已有市镇37座，全县72502户，人口30余万；明洪武年间，全县人口52万，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县了。
我们有个印象，就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时，上海还是个“小渔村”。这个印象并不准确，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23万，已是全国第12大城市。
对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而言，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封建王朝并不对它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垂涎不已，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毕谷就向英政府建议，要占领上海；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商船停泊上海，他们回国后立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这场划时代的战争后，中国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上海也被强行纳入了西方强国的殖民体系，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契入世界经济文化最领先、最充分的地方。
西方人深知这片土地的非凡潜力，给予它以格外的青睐。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美租界开始设立（英美租界189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开始设立。到1899年，公共租界已扩张到33500亩，基本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占地面积的6倍；1914年，法租界也扩张到15150亩，相当于3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
背靠整个中国，面向浩瀚大洋，沐浴欧风美雨，上海迅速发挥出巨大能量。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百万，不久超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民国四年，即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座人口突破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上海人口264万；进入20世纪30年代，1930年，上海人口达到314万；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上海人口为540多万，而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才190万人。
这座庞然大城，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桥头堡。在民国时代旧中国普遍闭塞、萧条、落后的背景下，繁华、先进的上海至今还是内地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台湾人神往的神话。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40％，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数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1936年，上海贸易总值占全国的75。2％！而且，上海的电影制片、图书出版、报刊发行、游艺娱乐等产业都占中国首位。
上海，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金融中心、文化教育基地、海陆交通枢纽、社交消费聚点，也是远东经济贸易第一城。今天名声赫赫的东京、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那时都远远不能望上海项背。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在40年代和上海比，据说就象拿今天的银川和上海比！
这样一段繁华旧梦，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以致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有人建议提一个“重振30年代上海雄风”的口号；这个建议当然被否定，但也足以看出民国时上海称雄远东的显赫。
旧上海经济发达，文化丰繁，洋气十足。除了这些，如果要问相比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突出特点，那就是：治安混乱。
清末以来，封建社会衰落，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中国转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和生产率却未相应增加和西方工商业渗入、手工业者大批破产等原因，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奔往大都市上海谋活，中国各地乃至外国经商者也络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无法消化这么多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
所谓“游民阶层”，就是身处城市，却一无资金，二无技能，三无社会关系，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只能漂泊着等待渺茫机遇的人群。这个人民的数量极为庞大，1930年到1936年间，长住上海的失业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
游民阶层一无长物，在温饱线甚至死亡线上挣扎，又天天受到这繁华之都纸醉金迷生活的强烈诱惑和刺激，十分容易产生仇恨和叛逆心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环境和心理因素，都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旧上海让人闻之色变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以这个游民阶层为土壤产生壮大的。
旧上海的治安高度混乱，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