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鼎-第2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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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之后的汉撒同盟所联合的200多个城镇），主要包括，德国的汉堡、布莱梅，葡萄牙的里斯本，比利时的布鲁日、安特卫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尔，挪威的卑尔根等。汉撒同盟成立以后，还在英格兰的伦敦、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商站，并与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有密切的商业交流。通过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俄罗斯和波兰的粮食、木材、毛皮、柏油、蜂蜜和亚麻被运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欧洲西部地区的羊毛织品、葡萄酒、食盐和地中海特产，被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并换取那里的毛皮、蜡、琥珀、铜、铁、鳕鱼干、小麦、木材和啤酒。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的罗马、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不仅是欧洲区域内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同时还处于“丝绸之路”的西端。因此，不仅各种欧洲的商品通过这些意大利商业城邦被运往中亚、印度、中国，而且欧洲人也只有从那里才能购买到东方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三大古商路的兴衰与财富转移13～16世纪，在亚、欧农牧业财富的繁荣时期，三大商路也基本上连成一体。三大商路上的所有城市和区域经济都充满活力。丝绸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拉动了中国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济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于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西部城市也受到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积极影响。善于经营的中国徽商和中国晋商在东西方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也在中转商业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粟特人的首府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曾经因为丝绸贸易一度兴盛繁荣。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塞琉古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以后，也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则阻止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罗马商人贩卖丝绸，自己垄断贸易利润。在东西方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200多个城镇都是远程贸易的经营者和受益者。到12世纪，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甚至也学会了养桑蚕和丝绸制作技术，后又传到法国；东方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在德国被发扬光大。然而，到中国明朝中期的1472年，蒙古兵占领哈密，明朝退守嘉峪关，嘉峪关以外的西域诸邦四分五裂。在中亚，波斯帝国成为中国、印度的商品到达欧洲的严重障碍，从而迫使一部分东西方贸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之后，虽然东方商品仍然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阶段进行交易，但是繁荣了1000多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经别无选择地逐渐走向衰落。在东方，到1502年，横贯阿拉伯半岛的旅行商队的路线已经中断。1由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不得不努力将商业活动范围延伸到北方的俄罗斯以及南部中国，而处于中国南北要冲的安徽商人的经营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随着贸易重心由内陆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闽商、浙商逐渐取代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新的财富聚集者。在西方，由于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东方的航线，从而使传统东地中海贸易体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失去了联系黑海、欧洲大陆与中亚、印度、中国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那里的商人们如何精明，仅仅依托贫瘠的意大利半岛，再也无法继续在与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欧洲内陆城镇的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永远失去了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无法维持昔日的繁荣。曾经与意大利城邦保持密切联系的北欧汉撒同盟，也很快在荷兰和英国的冲击下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在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处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商业名城，曾经像它们拥有的珠宝一样闪亮，然而在商路转移之后却一颗颗陨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后，已经像古道上的驼铃声一样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做历史的见证，还有古阿拉伯神灯和驼队的故事依然流传……
正文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17417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张邦炜
摘要：在北宋前期的两种历史文本中，后蜀后主孟昶有昏君和明君两种不同的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分别由北宋官方和蜀地士人书写，体现了北宋朝廷和蜀地民众的不同利益、不同意愿和不同感情。孟昶的昏君形象逐渐压倒明君形象反映了蜀地民众对北宋朝廷从对立到认同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后蜀北宋孟昶昏君明君史源学
后蜀偏霸蜀地一隅，前后仅32年而已。其后主孟昶（919965）在位竟达31年（934965）之久，他在五代十国史和四川地方史上无疑是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受亡国之君即昏君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孟昶长期以来被视为“著名的荒淫之君”。＇1＇其实在北宋文献中，他有难得的明君和典型的昏君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近20多年来，研究者们或以功过论，或阶段论加以解释，于是主张孟昶功大于过或前明后昏的论著相继问世。＇2＇其实，对于孟昶的形象问题，还可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些思考。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以“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为目的，其要旨为“二句金言”，即“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本文就从“七宝溺器”之说是否可信说起。
一、“七宝溺器”可信否
称孟昶为昏君，的确事出有因，其典型例证莫过于“七宝溺器”。可是在北宋特别是其前期，此事仅见于体现宋朝朝廷立场的官方或半官方著述，并不见于反映蜀地民众意志的地方史乘。官方著述从其利益与需要出发，夸大其辞乃至无中生有的事例实在是太常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七宝溺器之说的真实性。对于此事，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查现存各种史籍，七宝溺器一事较早见于石介、欧阳修的著述。石介《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曰：“太祖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三朝圣政录》很大程度上是部歌功颂德之作，石介《序》云：“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神圣，真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兴太平，可谓跨唐而逾汉，驾商、周而登虞、夏者也。”＇5＇难怪此书“上之，仁宗嘉纳焉。”＇6＇宋仁宗如此肯定此书，足见此书的半官方性质。欧阳修主张：“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认为：史书应当记述“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7＇其实，这亦是其《新五代史》的出发点。《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8＇很清楚，《唐书》即《新唐书》系官修正史，而《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则是私人著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正史类·五代史记》称：“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以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9＇从朝廷的态度及《国史》的评价看，《新五代史》分明反映官方立场。除七宝溺器一事而外，《新五代史》还称：“（孟）昶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多采良家子以充后宫”，“年少不亲政事”。＇10＇凡此种种都使得孟昶的昏君形象进一步加深。
第二，其实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完成的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11＇《宋史·太祖本纪三》载：太祖“见孟昶宝装溺器，摏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又载：“初，（孟）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指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编次。”《宋史》所载出自宋代《国史》，《国史》代表宋朝朝廷立场，不必多说。按照《宋史》即宋代《国史》的记述，孟昶岂止“专务奢靡”，而且“赋敛无度”。《宋史·五行志四》载：“时西川孟昶赋敛无度，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缗钱，唯仰在质物。”诸如此类的描述，其目的无非在于表明孟昶“不亡何待”，宋朝攻打后蜀是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
第三，如果说《新五代史》虽然反映官方立场，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载，“秦、凤人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旧五代史》的作者竭力歌颂北攻灭后蜀的战争：“及皇上（指宋太祖）之平蜀也，煦之以尧日，和之以舜风，故比户之民，悦而从化。”＇13＇其语言十分夸张，甚至将宋太祖与尧、舜相提并论。
第四，与宋代《国史》等朝廷官方或半官方著述不同，北宋蜀籍士人张唐英《蜀梼杌》、句延庆《锦里耆旧传》等私人著述并无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载。《蜀梼杌》是张唐英早年的著述，完稿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写定于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于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14＇由于来源于西蜀官方史籍，其立场与北宋官方史籍有异乃至对立，自是情理中事。王文才先生进一步指出：《蜀梼杌》“非专赖二书”，“多据蜀史，故与中原载籍，时有出入。复核其书，于蜀中官书私史外，更博采前代杂史，小说诗文。”＇15＇可见，此书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蜀中私史以及蜀地民间口述资料。而这些资料难免体现蜀地民众的情感与意愿。《锦里耆旧传》成书早于《蜀梼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传记类》称：“开宝三年（970），秘书丞刘蔚知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得此传，其词芜秽，请（句）延庆修之，改曰《成都理乱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书中于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即今四川成都）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延庆疑即其族。”＇16＇朱彝尊《曝书亭集·续锦里耆旧传跋》进而断言：“延庆，字昌裔，成都人。”＇17＇《锦里耆旧传》确实“于后蜀主多所称美”，诸如“边陲无扰，百姓*”，“时平俗阜”等等。并借他人之口，颂扬后蜀“被山带江，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后蜀主“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18＇《蜀梼杌》同样称颂“（孟）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19＇可见，“蜀人之词”与官方之语确实大不相同。按照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的记载，孟昶绝非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