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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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肴嗣裼泄匚薰兀�恐怕不能当时就决定，也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下得断语的，这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今天已有大批作家在有意识地创作与人民大众有关的作品了。作家们下乡去学习，到工厂里去学习，去直接体验人民的生活，所写出来的东西，当然直接和人民有关系。可是这些作品是不是都为人民所接受、欢迎呢？并且，即使作品在一个时期内受到欢迎，以后又会不会出问题呢？所谓社会效果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订立的呢？我从前看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记得是在1950年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看的，她写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改，我觉得写得相当好。这本书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后来丁玲出事了，这本书也没有人读了……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反对因人废言。一个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他所说的话可能还包括有真理的成分。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因人废言的例就很多。可见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在哲学史研究方面，有个搞庄子的关锋，也很有见地。他讲庄子的逍遥游，讲有待无待，译注《庄子》内七篇，另外还有不少文章，曾经辑成专书。在〃文革〃的时候，一度地位很高，忽然把他打成〃左派〃，好像是极〃左派〃，所以他研究庄子的书也没有了。又譬如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有写得很好的。他也编了一些书，出版了一些集子。忽然间，政治上出了问题，他所编写的许多书也都废掉了，甚至连带着他所提倡的古代思想家也跟着不能重见天日……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不赞成这种作风。文学创作也好，学术研究也好，一个人的作品与他在政治上的是非应该分开。这一点苏联也未能全免，不过好像没有中国那么严格。也许是传统的关系吧！像普列汉诺夫写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一部好作品，会得到列宁的赞扬。普氏后来在政治上也出了问题。但他这部书始终流传。可见苏联有时并不把人与他的作品完全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学术自由诚然会带来不好的副产品，如无聊、灰色之类。但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补救的。放纵的自由，今天没有人会同情。我在一开始已指出，我们只希望有一种〃不完全的学术自由〃。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限制自由太甚，结果害处可能更大，可能变成空白，变成贫乏。所以，这中间的利害得失，很费斟酌。究竟怎么选择只好因人而异。但我自己的意见很确定。如果只有两条路让我选择，我宁可接受学术自由，虽然它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我不希望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为一种空白和贫乏的空气所笼罩，个人创作经过太多的外在控制和检查以后，它的创造性已慢慢地给磨光了。在这样情形下，所产生的东西势必都成刻板文章。古人所谓〃黄茅白苇，一望皆是〃，就指思想和艺术的贫乏而说的。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文化的多彩多姿是一个基本价值的话，我们必须有适当的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但不能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就说一点自由也不许有。这是两回事。我觉得在政治安定、社会有自信心的状态之下，让学者、作家、艺术家，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是提高人类文化水平的唯一道路。有这种自由，或是没有这种自由，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是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的。　
　　问：坚持学术必须自由的人，既认为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发挥人类创造性、好奇心的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是否有人类进步史实为依据呢？　　　
　　答：学术自由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那是推动社会主要的动力，这些问题我们在上面已多少提出了解答。但是我们不能把学术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完全分开。知识分子纵然不是文化创造的唯一人群，但毕竟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知识分子在俄国是所谓intelligentsia。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讨论得很多。这个阶层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有用呢？我们先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讲。我们要看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着眼点之一是要看它有没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自由流动资源），free　floating就是自由流动，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free　floating　resources不单包括人才，还包括物资。物资也是要有流动的，譬如中国古代讲藏富于民，财富要藏在民间。因为财富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话，遇到有好大喜功的帝王如汉武帝，或穷奢极侈的如隋炀帝，可能不用几年就浪费光了。但是财富藏于民间，反而比较可靠些。遇到国家有危机，急需钱用，政府随时可以征调，今天美国也可以讲是藏富于民。最近美国犹太人帮助以色列，一下子就有很多钱捐出来，钱从哪里来呢？当然从民间来。如果钱都在政府的手上，政府不一定肯拿出来，而且也不便拿出来，因为会引起外交上的困难。因此，可以看出来，社会上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也有可以应付危机的好处。以上是讲物资方面。现在再讲知识分子方面。知识分子，社会学家一般都认为不属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但是若有人根据某种教条硬说我是某一阶级，硬给我戴个帽子，在某种情况下，我也只好忍受，甚至承认。不过我心里是不能服气的。知识分子可以有阶级倾向，但这种倾向也是可变的，他绝没有固定的阶级隶属性。　
　　知识分子不属于某一个阶级，正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特征之一，他不代表特定的阶级，他是free　floating，自由游动的，像中国过去的游士，游是东跑西跑，游就是流动的意思。游士是社会的力量，是藏在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才源，看你怎样用。它有没有价值，要看国家是不是善于运用。财富可以运用，人力也可以运用。所以free　floating　resources这个观念，我们应该强调。这是社会学的观点。记得最初是Max　Webez提出来的，后来别的人又加以发挥。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特有的性格，是他不把自己等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他可以代表不同的阶级说话，譬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就表示并不属于某一阶级。他强调普遍性天下。古代如此，近代社会复杂，知识分子的游动性就更显著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勇于参加革命，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自我取消〃，从主观动机说，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的一种变相或扭曲。他们也许有时替无产阶级说话，也许有时又代资产阶级发言，总之他们的阶级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我们虽然不敢说，这是社会主要的动力，但确是相常大的一股动力。一个社会如果完全没有free　floating　resources，那么就会有逐渐僵化的危险。因此，这个流动性，我认为相当必要。历史上所谓异端，非正统以至反正统的人，大都是从free　floating　resources，即从自由流动的人才方面来的。所以，从这一观点看，古代的游士，或者游侠，（游士是文的，游侠是武的，文武两方面在社会上都有），都可以认为是自由流动的才源。而且都为专制政治所不容。汉代就是如此，汉代的所谓酷吏专打击游侠，而酷吏大致以法家成分为多。汉代的办法是取消游士、游侠，取消地方上的小集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专制政府基本上是讨厌free　floating　resources的。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free　floating　resources对中央集权不利。并且，自由流动资源太多了，也确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我在这里也绝不是无条件地提倡它。　　　
　　在汉代专制政府之下，社会上最大的财源如盐、铁，也要由政府来控制，这也是限制free　floating　resources发展的一个方式，总之，专制政府要把free　floating　resources减到最小限度。　　　
　　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让社会上保持一定程度的free　floating　resources它可以成为社会上一种源头活水。人类学大师A。L。Kroeber写过一本书：Configurations　of　Cultural　Growth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他虽是人类学家，但喜欢研究历史。在这本书里，他把大量资料，说明世界几个主要文明的成长形态。他把哲学、科学、文学以及各种艺术都分专章研究。但是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显出历史上很多创造性的时代，大都是天才能自由发展的时代。即有大量的天才涌现，clusterings　of　genius，用中文讲就是天才辈出或人才辈出。在他的实例中，如西方的古希腊与西欧文艺复兴都有大量天才同时产生，恰好这正是有学术自由的时代。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方法是经验科学的。我们根据他所展示的资料，可以看出天才辈出和学术自由之间是有关联的。学术自由至少在科举上，在哲学上，在艺术上为天才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就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同时有许多思想家出现。这不能不说是和当时的自由环境有关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自由是办不到的。又如宋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且不限于某一方面。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一朝。事实上以中国之大，随时随地都有天才人物，只看有没有机会发展罢了。所以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上有适当的自由，保存适量的free　floating　resources使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不只对中国文化有贡献，而且也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研究专制政治的学者说，分辨民主和专制的方法之一，便是看社会和政府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政府控制社会呢？还是社会监督政府呢？一个社会能不能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恐怕就得看它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流动的人力和物力。而基本学术自由之有无，以及一般自由幅度的大小，便正是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和潜力的最准确的试金石。　
　　（梁燕城、刘美美记录，本文因技术原因，略有删节）　　　　　　　　
　　李约瑟：中国与西方　　　
　　题按：李约瑟是当代英国科学家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与罗素、J。B。S。Haldane和赫胥黎一样，大大刷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李氏早年在剑桥攻读生物化学，其后在该大学任教至1966年。他对胚胎学特别感兴趣，同时，对科技发展史有很重要的发现。由于受到圣公会的某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基督徒〃。　
　　1942年，李约瑟被英国委任为一项科学任务的主持人，主要工作是促进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家彼此间的沟通关系。他走遍中国许多地方，接触到不少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于他懂中文，他可以收集到有关中国技术、医药及传统科学的丰富资料。　
　　战后，李约瑟回到欧洲，开始写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这套书计划出二十卷，自1954年迄今，其中八卷已经出版。李约瑟并不满意于陈述他的研究所得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尝试用事实去证明，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的发明家已将欧洲和中国联系起来了，他还希望打倒那构成〃欧洲中心〃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点，在这篇对《世界报》记者Maxime　Doublet的谈话中有所阐述。　　　
　　中国科学的进展从未中断　　　
　　记者：阁下对于历史文化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建树有非常深刻的研究。究竟真的有所谓非西方的科学吗？　　　
　　李约瑟：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刻都曾应用过科学和工艺学的方法。我以为，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文化中，是不断地流传着的。可是，若以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只好承认，现代科学只是在欧洲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欧洲的科学能囊括了科学的全部。较早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曾经为普遍的科学奠定基础，只不过数学假设和实验方法的应用这是现代科学的特色确只是在欧洲诞生。　
　　我们在研究中国科学、工艺、医药的发展时，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诞生呢？〃1935年，在剑桥的实验室里工作的，有我本人和我的太太，男的女的中国同事，我们之间的交情很好。我们发现中国的科学精神与我们的并没有两样。从那时起，我对中国科学史产生兴趣。经过长时期的研究探讨，我们达到的结论是，在许多领域里，中世纪时代的中国人是远远地超越当时的欧洲人的。　
　　举例说，欧洲人未懂得磁性引力之前，中国人已开始对磁偏角发生兴趣。　　　
　　在欧洲人学会用指针找出南北方向前的两三